战国末期，著名思想家、法家学派代表人物韩非“观往者得失之变”后，在其代表作《五蠹》中写下这样一句话：“法与时转则治，治与世宜则有功。”意为法度要随时代民生民情的变化而改变，社会才能安定、治理得好。这是对我国古代变法理论的准确概括，也是在历史沧桑巨变中沉淀下来的治国理政理念和智慧。

强调与时势民生相应，是古代先贤推进变革、治理国家的一个鲜明特点。战国时期，顺应新兴军功阶级兴起这个“时”，商鞅在秦国推行变法，通过徙木立信赢得民众、树起变法的威信后，顺利推行废除井田制、鼓励农桑、奖励军功等政策，使秦国在短时期内便国富兵强，奠定了统一六国的基础。经过秦末的战乱，汉王朝建立之初一片萧瑟，甚至天子出行都找不到四匹同一颜色的马拉车。据此，贾谊书就《论积贮疏》推行重农抑商的经济政策，主张发展农业生产，加强粮食储备，使民归之于本，奠定了文景之治。为革除武则天执政遗留的政出多门、鬻法徇私等弊端，唐相姚崇从整饬制度入手，以“先朝斜封官悉宜停废”的雷霆手段，罢去冗职，选用官吏，并制定律法抑制皇亲国戚和功臣的权势，发展生产，拉开了“万国衣冠拜冕旒”的开元盛世的序幕。

固守陈规，因循守旧，弃取失当，必致治乱反常，社会动荡。春秋时期的泓水之战中，宋襄公拘泥于周礼仁义，不辨情势，不懂通变，静待楚军渡河而战，只落得丢盔弃甲，带伤而归。三国时的街亭之战，马谡自恃精通兵法，不知权变，弃守水源而驻扎山上，被张郃围攻，街亭失守，导致诸葛亮第一次北伐功败垂成。清朝末年，变法兴起，兵部尚书荣禄等大臣固守“祖宗之法不能变”，抱残守缺，稽查康有为、梁启超、谭嗣同等变法之士，漠视民瘼，以致国势日危。因此，不拘守僵死的教条，不拘泥刻板的法则，与物推移、破除成典，在历史的兴替演进中要通权达变，法律制度与民心相契才能做到国家的长治久安。正如隋代学者王通所说：“通其变，天下无弊法；执其方，天下无善教。”

徐光伟 / 绘

作为治理国家的重器，法律制度必须根据形势的变化而调整完善。纵观我国历史，历朝历代无不根据国家治理的需要，调整完善相关的法律和制度。北宋初年，为改变唐朝以来藩镇割据的局面，宰相赵普制定更戍法，将禁军分为两个部分，轮流驻守京城或戍边，且实行换兵不换将，有效避免了将领与士兵交往过密，造成拥兵自重的现象。然而到了宋神宗时期，边患矛盾上升，而且更戍法造成士兵数量大增等问题也越来越突出，宰相王安石在主持熙宁变法时果断罢废更戍法，实行将兵法、保甲法，有效提升了军队戍边卫国的能力。清朝入关后，从顺治元年开始，就根据国家统治需要制定法典，“详译明律，参以国制”，历经顺治、康熙、雍正三朝，直到乾隆五年才最终完成，定名为《钦定大清律例》，这是我国封建社会最后一个国家法典。